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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冷雨

发布人:日期:2018-10-11 00:00浏览数:

窗外下起了潺潺的细雨,这雨声缠绵而悠远,让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安详和宁谧。

刚刚放下母亲打来的电话,耳边还萦绕着熟稔而亲切的叮咛。此时此刻,不知道家乡是否也飘扬着漫天的飞雨?雨丝风片间,抑或也渗着微薄的寒意?离家的岁月,亲情的关切总是在自己最寂寥的时分如约而至,赐我温暖,予我慰藉。

接连几天都是烈日当空,晌午的木兰路上已经不失时机的旋转起了轻盈的裙裾,我在校园里还仿佛隐隐嗅到了初夏的气息。然而,伴随着这场不期然的春雨,气温又骤然降下来了。四月的古城长沙,每每就是这样。

雨声淅淅沥沥,舒远而又连绵。

湿润的风偶尔扑打着窗棂,晕黄的灯光在临窗的西墙投下婆娑的叶影。

冬的余绪让解冻不久的古城又打了一个寒噤。这往往是盛夏来袭的先兆。耳畔的雨声愈来愈急了,像频繁的鼓点,像急切的旋律。

这雨声的背后,是夜色苍茫中寥廓的大地,是或远或近明灭闪烁的灯火,是无边无垠的幽远和宁静。越过这一道宁静,灼热难耐的夏季马上就要降临。

六年的时间,让我早已习惯了这善变的春天,习惯了这骤暖骤寒的天气。

这些年以来,我一直迷恋着暮春时节飕飕的寒风、凄凄的冷雨。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会独享这寒风拂过后的清凉、冷雨掠过后的苏醒。

从小时候起,我就喜欢追忆,尤其在身躯和思想刚刚结束冬眠的季节。在这个时候翻开、拾捡岁月深处的记忆,我往往能够闻到生命泥土中漫溢的芬芳。

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

还不到4岁的时候,外婆就用毛笔写了厚厚一大叠卡片开始教我识字。等到上完学前班,我几乎已经学完了小学3年级语文、数学课的全部内容。于是,当年幼的我可以游刃有余、异常轻松地对付学业功课时,便有了“不安分”的充足时间和充分理由。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到大学),我都很少把精力真正放在“读书”上面。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成绩拔尖的优等生,我从来就是一个让家长、老师费心劳神的“另类”。每每想到这里,我都禁不住心生愧意。

读小学时,我经常旷了自习课翻墙到校外的录像厅看投影。1987年,《小蜜蜂》杂志社的记者千里迢迢专程跑到我家里做专访,父亲跑到学校没见着我的人,后来愣是让我的一个同学做“向导”,从一家投影厅里揪出了嗑着瓜子、看武打片看得津津有味的我。记者走了之后,我很自然的挨了几个大巴掌,于是痛心疾首的写下了不再旷课的保证书。

可此后的我依然不安分,又非常勤奋的陆陆续续学会了滑冰、玩电游、打桌球,后来竟然还买回了书自学霹雳舞。记得1989年参加小学毕业考试,下午考数学,我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把题做完,一遍都未检查就交了卷。在考场外等候的母亲急得连眼泪都快掉了下来,我对她说,都100分了还检查什么,我要和同学去打桌球。直到现在,我想起那一幕都还心有余悸——假如那一次考试我有那么一丁点的粗心,假如那一次的数学成绩我没有打满分,假如那一次我没有考上重点中学——我现在的人生会是什么模样呢?我又会对自己少时的懵懂无知付出怎样的代价?

上了中学,我又迷上了足球,这个兴趣一直延续到今天。其间的12年,我有过1996年夏天独身北上京城瞻仰马拉多纳的壮举,有过1998年勇夺大学足球锦标赛冠军的辉煌记忆,也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或感伤、或悲怆的关于足球的文字。

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我并不认为所谓的“学习”理应占据成长岁月的全部,我也并不认为一些业余爱好就足以严重妨碍“学习”。相反,我倒觉得,由于这些色调的掺和,自己的成长才显得更为灵动、更为多彩。我们这一代拒绝一味埋首于课本的城市孩子,都有这种体验。

从小学开始,我的脖颈上就被人挂起了一块“特长生”的牌子——我讨厌这一点,因为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别的同学嘴里听出了“特长生”的弦外之音:在很多时候,“特长生”等同于成绩差、表现不良,我虽然不屑于同他们理论,但也一直试图用事实予以坚决还击——只是我的这种努力并不尽如人意。

当然,这里所指的“特长”不是霹雳舞、滑冰和踢足球,而是书法和美术——我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一点。

父亲是我的书法启蒙老师,他在我刚满4岁时就买来了笔墨,手把手教我练大字。这已经是将近20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一直以来常常痴想:父亲那一手遒劲、飘洒、利落的硬笔书法是否和他手中那把拿捏了20多年的手术刀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幼时练字率意为之,并无章法,直到小学4年级暑假加入“雏鹰”书法培训班、投师著名书法篆刻家刘一仑先生门下,我才开始了迈向书法艺术殿堂的跋涉。最初习柳公权字,后来在刘老先生悉心教诲下转学欧体,兼攻篆隶,空余时还拨弄几下篆刻。母亲经常念及我少时勤习书法的情景:只要一拿起笔,就会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经常是父亲拿了笤帚“逼”我去吃饭、睡觉才恋恋不舍的罢手。一本薄薄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我翻来覆去练了整整6年。为了完成一幅作品,我经常踮着脚在书桌旁一站就是一整天;而每当作品(往往是长达数千字的小楷作品)中出现了一两处败笔,便毫无例外的噙着泪、咬紧了牙坚持要返工,任父母怎样劝说都一意孤行。

不满10岁的我成为了潇湘书画院院士,后来又被吸收为邵阳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从小学到大学,参加全国(国际)、省、市各级书法竞赛的获奖证书一本本积了下来,装着这些物件的箱子被母亲视为珍宝,搬了几次家仍然完好无损。每次不经意打开那个沉甸甸的木箱,我总感觉到一种岁月迫压的沉重,总会嗅到一阵从岁月深处飘来的熟悉的墨香。

对美术的爱好大约是和书法同步产生的。很小的时候,父亲买回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册,我看着看着,就趴在母亲上夜班的休息室里,拿红粉笔把吹胡子瞪眼、横刀立马的关云长画了满满一地。上小学不久,我背着硕大的画夹,来到了群艺馆的美术培训班,从素描、速写到水粉、水彩再到国画,竟然也断断续续地一直学到了高中毕业。陈西川先生是我十分敬畏的一位老师,10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忐忑不安的登门求艺时,这位全国有名的画家看了我幼时的涂鸦之作,曾拍着我的肩说过一句话:“小家伙不错啊,好好练,大有发展前途!”就是这句话,让我小小年纪就生出了许多壮志豪情,为自己的未来勾画好了瑰丽的图景;也就是这句话,让如今有负师恩的我好些年来无颜再登门造访。

读高三的时候,我伙同一帮报考艺术院校的朋友来到长沙,不知天高地厚地做起了中央美院的梦。考点设在长沙市一中,素描的考题是默画一位老年妇女的头像;我的本意是要画外婆的,可画完之后却十分悲哀地发觉:我笔下的人物越看越像才40出头的母亲。修改已经来不及了,我在画的左上角近乎悲壮的写下几个大字——“我30年前的外婆”,尔后毅然诀别了考场。

梦终归会醒来,尽管要承受灼人的阳光。回家前一天,为了稀释郁闷的心情,我随友人一道登上了岳麓山。在爱晚亭前,我拾起一片尚未红透的枫叶,夹在了画板中。这片枫叶至今保存在陈西川先生赠我的那本《辞海》里,六年过去了,形色依然完好如初,只是边缘的锯齿早已失却了往昔的锋芒。

少时执著的理想,确能驾驭人生。

但有些时候,往往是机缘左右着我们的命运。

“长大后我要当第一流的书画家”——这是我14年前在《小蜜蜂》杂志上发表的人生宣言。这个稚嫩的理想曾穿透了多少的成长岁月,与我声息与共;而今,它却早已变得杳渺依稀、难以辨识了。

这时,我忽然莫名的想起这样一句歌词来——

“风起时,有一些东西会被想起,有更多东西会被忘记”。

远去了,随着岁月的风尘远去了。远去的是我无悔的青春,是青春的幻梦,是幻梦中奔涌的激情。

1999年6月18日,也就是湖南师大95级毕业离校前一天的傍晚,也是这样狂乱的风,也是这样寒意凛冽的雨,我曾独自撑着一把破漏的伞,在中文系门前的樟园里久久伫立。一张张熟悉的面庞、一段段迷乱的足迹、一阵阵盲目的欢乐,伴着一只只破碎的啤酒瓶、一首首怀旧的歌曲,都变成了心头的忧伤。在这不为人知的忧伤中,我默默张罗着对一个时代的祭奠。

回想起我的本科时代,固然没有像北大怪才余杰一般“过着清教徒式的刻苦严谨的生活”,我经历过有悔但却无怨的爱情,品尝过青春驿动的甜蜜和涩苦,没有辜负这一江绿水、满目青山。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追求毕竟多过放逐、欣慰终归大于遗憾;而且,在浮嚣日甚、噪声刺耳的大学校园,我宁愿选择孤独,也始终未曾轻易停歇前行的步履。

历经大一的苦读,我从二年级开始写作。此前,我从未在任何一家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个铅字,甚至很少动过主动写作的念头,因此比起基地班那许多才情勃发的同窗友人总有自惭形秽之叹。

然而一旦拿起手中这支笨拙的笔,想放竟也放不下来了:散文、随笔、小说、影视评论、体育评论、电影文学剧本……凭着一股写作的惯性,拉拉杂杂写了好几年,居然也凑合了百余万字——这让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坚持个人写作之余,三年级主持校影评协会,我主编了校园刊物《电影沙龙》,后来又到《湖南师大报》做了两年多的副刊编辑;确定被保送攻读硕士学位之后,我利用大四的闲暇开始了阅读上的“恶补”,对当代文学专业的相关书籍进行了一番较为系统的研读。

然后,六月临近,我们投入了毕业前对大学时光无助的追忆与怀缅。

再然后,我的大学生活就在那一场黄昏的冷雨中像梦一般宣告结束。

像是一次短暂的旅途迎来了终点,也像是一出温情脉脉的剧目曲终人散。

当那么多亲切的疏远的相识的不相识的同学或朋友带着终获自由的喜悦,向老旧的校园作出骄傲的告别的姿态时,透著寒意的雨丝让我感觉着刺骨的冰凉,就像一位诗人所说的,无端陷入了一种“空虚的疼痛”。

绕了一个大圈,话题总算回到这本书上来了。

《枫林冷雨》的书名系我一时灵感突发写就,意象简陋而陈旧,但知我者必能解读其中之蕴意。全书收录文章近80篇,近年来皆先后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发表时有所删节的在本书中收入全文)。书中前七辑分别与学术论文、思想随笔、书评、影视评论、足球评论、散文、人物评传相对应;《生活在别处》一辑中的篇什本是当作小说来写的,但成章之后却发现仿佛很难将其进行文体的归类,不觉尴尬有加;附录的《渴望的黄土地》一文,则系电视专题片解说词。

以前这些文字陆陆续续在报章上发表,偶尔听了师长朋友的一些褒扬,我尚兀自庆幸;而当它们如今集束成一册即将和读者们见面时,我的心底又禁不住生出一股惶惑和怯意。这些文字良莠不分的堆积在一起,自难避“杂糅”之嫌;况且,即使在我自己现在看来,较早时期写就的一些文字其思想之浅薄、文辞之苍白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转念一想,既然是对这些年来自己写作实绩的一次汇总和回顾,又何必有那么多的顾忌呢?跨越稚嫩与肤浅,迈向相对的成熟和深刻,岂不是恰恰见证了自己的思想和写作在成长过程中的“雪泥鸿爪”?

书中评论性的文字居多,而其中“肯定性”的作品和“否定性”的作品又大抵分庭抗礼、各居一半。我无法认同余杰在《为抽屉而写作》中所说的,“肯定性的写作,什么也肯定不了,唯一的效果是肯定了自身的可耻和无价值”;在我看来,否定和批判固然重要,但对一名写作者而言,更为致命的是:他是否真正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思想。而对自我的忠实程度,往往比写作本身所采取的立场更为重要;换而言之,是从事“肯定性”写作还是坚持“否定性”写作,应当无条件地服从于自我而不是“他我”,取决于内心而不是外物。遗憾的是,在一些“坚持否定性写作”的人那里,是否完全忠实于自我其实无足轻重,他们迷恋的往往只是一种悲天悯人的话语姿态,而且这种姿态往往比批判本身更紧要。

同样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抽屉文学”这样一个命题也无非是“苦役者”姿态的一种标榜,也决不认同“在抽屉之外的写作……让人们服从于身上的重重束缚,让人们在恐惧和面包之前低下头颅”。是让自己的思想与抽屉里令人生厌的蟑螂相伴最终流于死亡,还是让它投身到浑浊的阳光里拥有鲜活哪怕是痛苦的生命,这是每个人选择写作方式的充分自由,与“束缚”、“恐惧”和“面包”这些语汇并无牵涉。

尼采曾经讲过,你如果想做一颗星星,就还得不念旧恶地照耀着俗世。

《枫林冷雨》一书的出版,是我写作历程的一次阶段性的告别。

正值21世纪第一春,莺歌婉转,生机盎然,在这样一个让人平添几分诗情、几许幻想的时节,拙著得以问世,不觉让我有一种至深的欢悦和慰藉。

这本书,是我这些年来点点滴滴心血的汇聚、思想的结晶,其中每一个句点,都成为了我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我要把她献给生我育我的最敬爱的父母、亲爱的小妹以及所有的亲人,献给在我成长道路上曾经给予我关怀和帮助、褒奖和批评的所有师长、朋友和同学。是你们一束束从未曾远离的目光支撑着我不断行进,不至于在暗夜里虚空,在迷茫中懈怠。

不知不觉间,已近拂晓时分。寝友们安睡已久了,窗外的雨也不知几时已经停歇。黎明到来之际,只有我指尖轻敲键盘的声音在寂静中流淌。

庆幸世界上还有校园这样的地方,滋生我的梦想,包容我的疲惫;让我可以在静默中怅想,在遐思中沉醉。

一年多以后的今天,不知道我会面临着怎样的机缘,命运又将牵引着我走向何方?但无论脚下的路有多长,分离的岁月有多久,我的眼光永远会流连于麓山的枫林、湘水的波涛,驻留于校园里的熙攘人群、红墙绿瓦,牵挂于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段往昔。千千阕青春的骊歌,将始终飘舞于人生的旅途,让我在迷离中振奋,在彷徨中清醒。

昨夜雨疏风骤,潇潇春雨后,今朝校园里的木兰花可是绿肥红瘦?

2001年4月20日凌晨5时于师大新研楼

作者梁振华,系湖南师大文学院1995级首届中文基地班毕业生,硕士阶段师从田中阳教授,2002年在文学院获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著名编剧、制片人、新锐学者。代表作:《艳势番之新青年》《天意》《春天里》《思美人》《神犬小七》《冰与火的青春》《我的博士老公》《铁血兄弟》《密战》。

本文系梁振华首部随笔集《枫林冷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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