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1885-1956），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
生平简介：
188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
1900年入长沙求实书院学习；
1905年留学日本；
1911年就职湖南省教育司；
1913年起，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等学校教师；
1919年发起成立健学会；
1925年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
1928年到1930年，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1937年，任湖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1941年，受聘为教育部部聘教授；
1945年，参与组织发起九三学社；
1948年，受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并任副主席；
1952年，任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后兼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956年逝世，毛泽东主席致唁电，周恩来总理送花圈，葬于岳麓山。
主要成就：
历史文献学
杨树达先生熟读古籍，精于校雠，终生从事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工作，丹黄所施，不但遍及四部典籍，而且涵盖彝铭石刻与殷周卜辞。概而言之，大致可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史部志乘。杨树达先生治史，有很好的家学渊源。他父亲精熟史籍，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书都能够背诵。杨先生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习《通鉴》与《史通》等史学名著，从此便与乙部典籍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师从王先谦、梁启超、叶德辉、苏舆等史学名家，受到了更为系统的史学训练。对于编年体的《春秋》和三传、国别体的《国语》和《战国策》，他都反复地校读过，并写有专著。在杂史、别史方面，曾辑有《说苑》、《新序》二书疏证；又校理了《逸周书》，并写有读书札记。不过，他研治的重点还是纪传体的前后两汉书，尤其是对班固的《汉书》下的工夫最多，他积三四十年精力专此一书，最后写成巨著《汉书窥管》，为历来班书的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关于这点，留待下节详述。
第二是先秦及两汉诸子。杨先生整理的先秦诸子有《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和《吕氏春秋》，有的作校释，有的辑古义，花了不少心血。此外，据郭沫若《管子集校·校毕书后》说，《管子集校》的二校校样一部分曾请杨先生校阅，他也“有所揭发，其说已为录入”。对于两汉诸子，杨先生主要整理了《淮南子》和《盐铁论》。1924年初，因受朋友吴承仕、邵瑞彭的影响，始治《淮南子》。后来陆续研治，到1936年已写成《淮南子证闻》初稿。抗战时期又结合教学对书稿进行多次修改，1942年续成。解放后又对它进行反复订补。杨先生少好《盐铁论》，1911年留日归国后便开始校释是书，在长沙期间已初具基础。1920年北游旧都，至1924年写成《盐铁论校注》。以后又反复订补，直到1956年才最后成书，并改名为《盐铁论要释》。对于此两书，先生花的精力最多，校释也十分精审。王充的《论衡》，他也校注了一部分。其时是1918年，因为兵荒马乱，只好半途而废。解放以后，杨先生精神焕发，干劲倍增，决心以著述报国。他立下宏愿，要将周秦诸子全面地、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可惜只奋斗到1956年初，病魔便夺走了他的生命，这个志愿没有完全实现，使人深感痛惜。
第三是儒家经典与文法字书。儒家经典是杨先生幼年时就开始揣摩的古籍，自然读得精熟。经杨先生整理的经书有《周易》、《论语》和《尚书》等。《周易》重在辑古义。《论语》先辑古义，后扩充为《疏证》，直到1955年才正式出版。此书研治时间很长，疏证十分精密。《尚书》的校读成果则以札记和论文的形式出现。此外，先生对《尔雅》、《孟子》亦有研究。小学旧为经学的入门之基，它和文法修辞都是杨先生的特长。特别是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研究整理，前后长达数十年，从多角度、多层面梳理是书，其成就之大，可与余杭章氏比肩。他早年校读《马氏文通》，便从十个方面对原书进行刊误，虽重在纠正文法，然马氏误读古书之处，亦匡正不少。此外，杨先生还写了《释名新略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等论著，也是他校读古文献的心得体会。
第四是乡邦文献。杨树达先生所整理的集部典籍主要集中在湖南地方文献。这个工作始于1947年。当时的湖南文献委员会拟修省志，聘请杨先生主修艺文志。他接受任务后，便于1947—1948年一口气撰写了湘贤著述提要数十篇，后来相继发表在《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和第二辑上。其中第一辑刊录《桓令君（三国魏长沙临湘桓阶）集》、《刘令君（三国蜀零陵蒸阳刘巴）集》、《谷俭集》、《葵园先生（清长沙王先谦）著作述所闻》等提要八篇。第二辑收录王船山、邹汉勋、郭庆藩、王闿运、王先慎、皮锡瑞等人著述提要52篇（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49年6月16日）。此外，杨先生早年还撰有《湘人诗集提要》一书，后来先生自以为评诗非其所长，不必存留此稿，因而毁去，实在可惜（参见《积微翁回忆录》1948年9月9日）。各地的方言俗语也是重要的乡邦文献，但某些方言土语往往可以口说而无法笔之于书，因而亟须加以整理。有鉴于此，杨先生便于1931年作《长沙方言考》一书，疏释长沙方言125则。1935年又有《长沙方言续考》一书，收录长沙方言119则。这两部书的写作对于甄录方言词语、稽考古代文献都有重要的价值。
第五是彝铭石刻与甲骨卜辞。杨树达先生“平生喜为经史诸子校勘之学，私独好高邮王氏所著书，叹为绝业”，并且采用高邮“王氏校书之法治彝铭”（参见《积微居金文说自序》），可见他整理吉金铭文，同样属于校雠学的范畴。其代表作是《积微居金文说》，此书考释了314件青铜器的铭文，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材料，为初学金文者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他整理的石刻有碑、砖等，考释论文散见于其所著小学、金石诸书。杨树达先生研治卜辞起步较晚，而写作的论文最多，出版的专著有《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耐林庼甲文说》和《卜辞求义》四种。这些书的内容有识字者，有说义者，有通读者，有说形者，有考史者，有读书札记与心得体会，可以说，它们都是考释与应用相结合的著作。在博考故书雅记与甲骨金石刻辞互相参验来阐明史实方面，杨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杨树达先生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的传统，从小就喜欢校释古籍。当他还只有17岁时，便纂辑了第一部专著——《周易古义》。从此以后，整理古文献的工作便一直没有中断，直到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在校释桓宽的《盐铁论》。他一生在古文献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考订著作主要有《汉书补注补正》、《汉书窥管》、《汉代婚丧礼俗考》、《淮南子证闻》、《盐铁论要释》、《积微居读书记》、《周易古义》、《老子古义》、《论语古义》、《论语疏证》等，不下数百万字。杨先生校理古文献的心得，还散见于他的其他著作。比如《积微居小学述林》卷六“故书古史杂考之属”40篇、卷七“序跋书札杂文之属”39篇，《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卷五“经史考证序跋之属”59篇、卷六“考史金石之属”12篇，合计15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古文献爬梳考订之作，特别是对《诗经》、《尚书》、《尔雅》等的校读心得为多。此外，他还编有《汉地理志今释》，对汉103郡国和1500多个县道国邑都有古今地名对照，极便人们研究汉史。又用剪贴的办法，依声类和古韵对《经籍纂诂》进行改编，今存21巨册。这些书稿虽未付梓，但他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杨先生勤于考订校释历史文献，著述等身。他在整理古文献时，往往独具慧眼，能运用近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广涉故书雅记，甄审古今学者的著述，或博观约取，择善而从；或钩稽纰漏，纠正谬误；或在周密考释的基础上独生新解，多发前人之所未发。他为我国历史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汉语语法
他著有《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两卷，家刻本，1924年）、《中国语法纲要》（商务印书馆，1928年）、《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词诠》（商务印书馆，1928年）、《马氏文通刊误》（商务印书馆，1931年）及《中国修辞学》（世界书局，1933年，增订后更名为《汉文言修辞学》科学出版社，1954年）等。其中《中国语法纲要》是仿英语语法而写的一本白话文语法书，目的是为教学的需要而分析白话文的语法结构。
《高等国文法》是作者积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经验于30年代写成的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古汉语语法著作。该书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订正了《马氏文通》的一些错误，树立了以划分词类为中心的语法体系，揭示了文言语法的一些规律。《词诠》是《高等国文法》的姊妹篇，是其另一部代表作。该书仿《经传释词》的体例，解释了472个虚词，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收词最多的一部。克服了清代人讲虚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弊病，结合文法来讲解，从而使文言虚词的研究从清代的训诂学提高到科学的文法研究的高度。该书集《马氏文通》以来虚词研究之大成，多有精辟见解，颇具学术价值。在文字学等方面，他著有《积微居文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古声韵讨论集》（好望书局，1934年）、《古书句读释例》（商务印书馆，1934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商务印书馆，1937年）、《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2年）、《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年）、《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耐林庼甲骨文说·卜辞求义》（群联书店，1954年）等。
文字学研究
他研究文字学是起源于对章炳麟的“形声字声不含义”观点表示极大的怀疑。认为“形声声类有假借，同义字往往同源。”其研究方法是“循声类以探语源，因语源而得条贯。”在方法上受到了欧洲语源学的影响，因而研究独具特色且成果超过了前人。他的文字学研究中富有创意的基本论点是：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意义；造字之初已有彼此通假的现象；意义相同的字，其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象形、指事和会意三书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晚年从事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人物评价：
杨树达在湖南名人中算是异数了。他的文字训诂、金石考据，是从高邮二王、金坛段玉裁脱胎来的，平实、细密、无征不信。师承上，王、段又追随休宁戴东原，因此以风格论，杨树达实疏于湘而近于皖。
章太炎尝云：“湖南前辈于小学多麤觕，遇夫(树达字)独精审，智殆过其师矣。
晚年之不适
杨树达先生按理来说，晚年日子应该蛮好过的，其在语言学之地位，历经多年风吹雨打已坚如磐石，尤与毛泽东有故，故谊非泛泛。“1920年驱张一役，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解放后，毛泽东每回湖南，都要找他聊聊天，因此他每有不遂心，也会向毛泽东写信。
但杨老晚年过得似乎并不开心。杨老与郭老早年也有交集，二人在学术上颇惺惺相惜。1940年，郭老曾给杨老致信：“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至佩云云，不妨看作信函辞令（跟外交辞令有一比），但两人能通信，信里能高赞，定然也有几分真心作底。有人说，在1949年以前，论学术底子，杨老还要深厚郭老几分，但1949年后，郭老当了社会科学院院长，情况就变了。此后杨老每次著作，首先都要交社科院去审，1953年8月郭沫若还曾给杨老致函：“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每次出版杨老著作，社科院都要给审，有时还删得杨老生气。他确曾就此向毛泽东写过信，毛泽东也曾回复过，“前感于《金文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但社科院注意了吗？可能注意过，却未必真当回事。
此外，1952年，大学里搞院系调整，杨树达先生回到家乡湖南挂帐安营，执了教鞭，却不怎么瞧得上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杨荣国。杨树达先生曾指陈过院长学问欠佳，“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有年，湖南大学评了十位教授，杨树达排第一，这没谁嚼舌根，但杨树达自己反倒不满：“平心论之，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3]
早年之不适
上面说的是杨树达先生晚年之不适，其实他早年还有一段更不适的经历。
刘超先生曾著《蒋廷黻与杨树达的“过节”》一文，说1932年5月，时在清华大学当国文系教授的杨树达，写了一封辞职信给系主任刘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何故？杨教授与人道其中缘故，“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刘文典接了杨树达辞职信，不允，外去散散心，没问题，但“假满后，仍回校任教。”
不说“回校任教”（后来并没辞职），且说“有人与余为难”，刘超先生推导这作难人，不是别人，是杨树达先生老乡、湖南邵东人蒋廷黻。蒋有湖南蛮牛之称，是个猛勇汉子，在学术界赢得过生前身后名，做过一本极有声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在政治界也建有事功，曾接了蒋介石任命书，任过驻俄大使，蒋介石败走台湾，蒋廷黻还做过台湾驻联合国首席代表。
据刘超先生论断，蒋杨之冲突，多是暗里进行，两人并没撕破脸皮。事情缘起，大概是蒋廷黻向校方提出“罢杨”。1933年9月27日下午，时任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与国文系负责人朱自清商谈教学，蒋向朱提出，“明年是否可去杨？”朱自清委婉顶住，“杨这一年做得尚佳。”朱自清不是虚话，杨树达学问确实做得不错，其语言学，超时人之上多多，狂士章太炎没赞过多少人，却曾赞杨，说其他人不足道，但杨“遇夫独精审，智殆过人师矣”。也不单是章太炎持此论，陈寅恪也曾说，“湖南前辈多从《汉书》，而君所得独多，过于前辈矣。”杨树达学术也不止是墙内开花，在墙外也香，张岱年曾撰文称，中国学人，只有冯友兰之哲学，陈垣之史学，杨树达之训诂学，“足以抗衡日本”；东瀛之外，杨树达在欧美等国，也曾广泛获誉，美国人学汉学者，多读杨树达先生所著的《高等国文法》。
既是如此，蒋廷黻何以要“驱杨”？蒋廷黻对朱自清说，“他认真倒是认真，但训练太差。”此话何来？蒋廷黻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所接受训练的方法很好，都是西学训练，而杨树达也去过日本留学过，但日本虽则脱亚入欧，骨子里还多有东土大唐余韵，日本之学纵无唐土余韵，而杨树达却有国学情结。蒋廷黻说，“中国史学不及西洋史学……在史学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史学简直幼稚极了。”杨树达所持恰是“幼稚极了”的“中国史学”，蒋也就不服杨树达，明里暗里多次起意要驱杨。
蒋廷黻看不起杨树达，说来也是一件特屈辱的事，不单是内心上瞧不起，竟还采取进攻性行动，要把杨树达教职都给撸了，杨树达能不感到气沮、气闷、气愤吗？据说后来蒋杨关系有所缓和，乃是蒋廷黻到了国外，听到了国外学术界对杨多有赞扬之词，蒋“希望余以著述赠之”，杨很高兴，也就把著述寄与蒋“审正”了。 [3]
“黄杨论争”
黄、杨即黄侃、杨树达，二人同为近代中国音韵训诂学大师。黄侃，字季刚，湖北蕲春人，师事章太炎；杨树达，字遇夫，湖南长沙人。二人年轻时先后留学日本，归国后同城讲学，分别在北大、清华授课，门人弟子多有往来。其后虽远隔重洋，仍常以书信、日记等形式关注、评论对方的学术观点及著作。杨树达对黄师章太炎极为尊敬，与章派诸先生，如钱玄同、吴承仕、林损等亦私交甚好，惟于章门“某籍”之先生多有讥哂。虽黄、杨曾多次在公开或私人场合互致钦敬，然各自始终对己学怀抱矜持。戴东原尝言：“当代学者，吾以晓徵（钱大昕字，笔者按）为第二人。”黄、杨二先生盖各以一己为当世第一人，加之性情均极狂狷，故退而自省，始终不能相让。
1935年黄侃逝世，杨树达论其一生学术时说：“季刚于《说文》烂熟，然其所推论之孽乳先生多出于悬揣，不足据信。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章）先生之识力，季刚愧之远矣。”同年11月，杨树达接黄侃讣告，以其生前不答杨母讣告，置之不理。杨论及乾嘉吴皖两派学术源流时，以为黄侃抱残守缺近于吴派，推其学百年后终归岑寂。直到黄侃去世八年后，杨树达仍撰联讽之，谓其“无周公之才，既骄且吝；受章君之教，不皖而吴”。
世人皆传黄侃其人“有学无行”，为人骄吝且行事不谙人情，故不满者甚众。加之黄、杨二人治学互有短长，于音韵训诂，分歧颇多，论学争名实所难免。虽黄侃在世时享名极高，杨树达颇不以为然。黄侃之为人行事，笔者且不予评论，但就杨在《积微翁回忆录》中每好抄录他人对己之赞誉之辞，又在黄侃去世后一再撰联刺讽、推尊已说等看来，杨树达论学争名，未免过于汲汲。
在《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一文中，殷孟伦对黄侃治学有着精到的描述，谓其治学方法以笃守前代经师成说为主，间下己意，时有发明，立说至慎，所谓“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者是也。黄氏曾言：“治小学当以汉魏之书为体，以后来之书为用，博览唐以前之书以考其证，参阅有清之书以通其道，谨而守之，触类而发明之，于小学之道则思过半矣。”故黄氏治小学最重《说文》，对于甲骨金文虽曾用力研读，然始终不以之为材料进行著述。杨树达治小学的方法集中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中，其异于黄侃之处，在于不囿前人成说，积极引入一些西洋语法理论，不为《说文》所拘，常使用甲骨金文来说明字的音、形、义和语源等，扩大了古文字学材料的研究范围。
二位先生虽然在世时治学互不相让，但二人在近代中国音韵训诂学研究方面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容怀疑和抹煞的。对于我们这些后学者而言，黄侃的音韵学、《说文》、《文选》研究，杨树达的训诂学、语法理论和《汉书》研究都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和参考资料，足够让我们受益终生。
